關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問題

　　唐宋時期的一些瓷器上刻、劃有“官”或“新官”字款。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。近些年來，隨著考古發掘出土的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瓷器資料的日益增多，研究者對其年代、產地和“官”字的涵義等問題展開了較全面研究，取得了令人屬目的成果。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擬對與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相關的一些問題進行初步探討。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。

　　一“官”和“新官”字款瓷器的種類、年代、產地迄今發現的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瓷器的數量，據初步統計，已逾200件

　　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種，以白釉瓷器的數量為多。器型有凈瓶、瓶、注壺、壺、蓋罐、罐、洗、碗、盤、碟、把杯、杯、盞托、盒、枕等，以碗、盤為主。

　　它們的年代，最早者為晚唐時期，以浙江臨安唐昭宗光化三年(900)錢寬墓和約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(901)的水邱氏墓出土的為代表；最晚者，學術界意見不一，有的認為“約在趙宋建國前的遼代初年”，有的則認為可到北宋后期。目前所見其出土單位有明確紀年的，以遼寧朝陽遼圣宗開泰九年(1020年)耿延毅夫婦合葬墓出土的為最晚。窯址發掘出土的，以1985—1987年河北曲陽定窯遺址發現的為最晚，均出土于該遺址的早期文化層中，其“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”。對于已知的非紀年單位、窯址地層出土和傳世的資料，我們參照紀年單位出土的資料和其他相關資料進行了粗略的排比，發現最晚者為北宋早期，即太祖至真宗時期(960——1022)。由上述可見，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瓷器的具體年代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。

　　目前發現或可確定燒制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瓷器的窯有：河北定窯、陜西耀州窯、浙江越窯。

　　定窯遺址共發現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瓷器17件，均為白釉瓷器。其歷年來調查采集2件，皆為“官”字款；1985——1987年發掘出土15件，其中“官”字款14件、“新官”字款1件。窯址以外出土或發現的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白釉瓷器的數量較多，據謝明良先生1987年統計，至少有149件，加上1985年河南鞏縣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(1988年發表)的16件、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遼陳國公主墓出土(1993年發表)的1件、1994年河北曲陽五代墓出土的1件、1995年河北定州堯方頭出土的2件等，至少有169件了。這些瓷器雖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窯所燒造，但絕大部分為定窯所生產應是沒有問題的。

　　耀州窯遺址發現“官”字款瓷器14件，1984——1992年發掘出土12件，采集2件，均為青釉瓷器，是五代時期所燒造。

　　越窯遺址發現“官”字款青釉瓷器2件，均為考古調查時采集，一件器型是盤，年代為五代時期；另一件是盞，年代為北宋早期偏晚。此外，1970年浙江臨安板橋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窯青瓷雙系瓶、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遼開泰七年(1018年)陳國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窯青瓷花口盤，分別在肩部、底外側刻、劃“官”字款。

　　二“官”字不是“官窯”之義

　　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中的“官”字，不是“官窯”之義。關于什么是官窯？目前學術界尚未有統一的認識。我覺得還是用當時人的說法來理解為妥。南宋葉置《坦齋筆衡》記載；“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，不堪用，遂命汝州造青窯器。故河北、唐、鄧、耀州悉有之，汝窯為魁。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，質頗粗厚。政和間，京師自置窯燒造，名曰‘官窯’。從這段記載可以窺見，宋代官窯是朝廷直接管理，產品專供宮廷使用。很顯然，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瓷器和燒造它們的瓷窯不具備這樣的特點?！肮佟弊忠膊豢赡苁恰肮俑G”的意思。其理由如下。

　　首先，燒造“官”、“新官”字款瓷器的定窯、耀州窯、越窯，古代文獻中或多或少都有記載，但未見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燒造事亦的內容。僅見定窯、五代后周時曾派馮翱“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”；越窯北宋初年曾有趙仁濟充“殿前承旨監越州瓷窯務”之事。前者顯然是只負責征收定窯的商稅，后者也不過是官府派往越州督辦宮廷所需越窯瓷器的官，也非直接管理越窯的生產。再有，在當時和稍后的文獻中也沒有說它們是“官窯”，而且從記載的內容和相關資料中也看不出來是官窯的意思，反而在有的文獻記載中倒可以推斷出有的窯不是官窯。前文所引南宋葉置《坦齋筆蘅》中的那段記載，是將定州白瓷器(定窯)、汝州青窯器(汝窯)和京師自置的官窯并列。從這種行文方式中可以明顯看出，定窯、汝窯都不是官窯。如它們是官窯，行文的方式將是另外的一種樣子了。那么北宋時期宮廷所用的定窯瓷器和汝窯瓷器是怎么來的呢？北宋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六二《河北道》記載，定州貢瓷器，由此可知，定窯瓷器是通過地方土貢的方式獲得的。從《坦齋筆衡》中的“命汝州造青窯器”一語觀之，汝窯瓷器是通過上面派燒的方式獲取的。這正反映了在官窯之前宮廷用瓷來源的二個渠道。